当代夏威夷民族主义及其政治运动探析

内容提要  要理解现代意义下的民族，必须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当代意义下的民族不仅是个具有共同文化或血缘种族背景的人们共同体，还与国家、政府、主权、法律等现代政治密切相关。特别是法律与民族认同间是否也存在密切关系，法律是否开创了认同，而认同也亦常体现于法律。本文以当代夏威夷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为例，试从历史与人类学观点分析当地“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之生成及其相关政治运动，并探讨其与不同时期法律之间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现代性下的法律与民族关系

霍布斯鲍姆在所著的《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首章中，破题便指出，“现代民族及其相关一切事物的基本特征为其现代性”。直白说出要理解现代民族国家，必须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霍布斯鲍姆并没有陷入对现代性定义的泥淖中，而是以“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为例，指出“国家”、“民族”及“语言”等词汇的现代意义直到1884年才出现。1884年的西班牙皇家学院辞典将“民族”一词定义为“有中央政府且享有最高政权的国家或政体”，以及“该国所有的领土及子民，两相结合成一整体”，说明民族一词到此时已经不再是单指某种共同文化背景或是血缘种族的人们共同体，而与国家、政府、法律等现代政治事物密切相关。

诚然，“民族”是一个古老且定义模糊的词汇，关于民族这一人们共同体的概念与词汇，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上都出现得极早，为了厘清何为民族及中外有关民族概念的异同，许多华人学者投入对它进行系谱学和词缘学的考据比对工作，取得重要的成果。然而，如果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对现代民族国家下民族现象的理解，不可避免的必须将重点置于现代，特别是受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发展所影响的各种民族现象。一如卡尔霍恩指出的“关于民族主义的话语显然都是现代的”。

现代民族主义的起源，主要是基于欧洲人对帝国统治、专制君主及殖民主义的反抗，如科恩指出英国近代民族主义的起源是17世纪对于英国君主专制的反抗。欧特与贝斯特则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法兰西民族主义的诞生。这些欧洲民族主义历史说明了对传统权力的反抗催生了近代的民族，也说明民族主义总是具有高度的政治目的性。特别是在“民族国家”概念下，“民族自我治理”，常被视为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治理。对于追求政治自主与自决的民族运动者而言，民族主义成为当代政治宣称中最主要的话语形式。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也总是以政治自主或自决为目标。

民族主义政治自主或自决的主张，构成了现代历史最重要的篇章，也决定了当代世界政治版图的格局。民族主义的政治性与它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影响是十分清楚的，然而什么是“现代民族”，民族成员身份如何决定，却总是存在着争议。霍布斯鲍姆以19世纪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为例，在革命民主派与民族主义派对一个犹太裔的法国军官德雷福斯是否为法国人的争议中，指出当时法国各界对于民族概念的看法存在两种差异。革命民主派与民族主义派虽都支持“国家”等同于“民族”也等同于“人民”的观点，但是民族主义派主张构成国家的人民，必有先天上显著不同于外国人的共同性，但是革命民主派却反对这种看法，主张享有主权的全体公民即等于国民，也构成了“民族”。

现代意义的民族究竟是本质的还是建构的，不论在人类的现实政治中，还是学理的讨论上，都存在着争议。晚近社会科学中，对于民族生成理论的“本质论／原生论”对“建构论／功能论”竞争也正基于此。安德森提出了调节这两种观点的新看法，指出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他的主要论点是从经验上来看，民族通常包括一个大规模的人口群体，因此“即使最小的民族，其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同时，安德森也指出民族成员间存在的心理特性，“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每个民族之内可能存在着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但是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与平等的同志之爱。”

安德森关于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事实上没有挑战本质论／原生论或建构论／功能论之间的争议，而是对民族形成的条件另辟新径，指出民族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人们共同体，不论组成的原则是基于本质或是建构，都不可避免地必须通过想象联结人群建立共同体认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观点带给其后研究者最大的启发应在于，什么才是人群认同想象的基础，是本质性的共同祖源与同胞情感，还是功能性的政治经济利益。就此而言，康佛斯反对对于民族本质论或建构论一刀切式的肯定或否定观点，他指出：“民族是什么，或是什么构成了某一个特定民族，是各民族自我定义的范畴，无法由外部来定义”。在这个基础上，笔者认为，民族研究的重点不应停留在民族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实体，还是想象的共同体的争议上。更值得关注的是民族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是如何被人群所理解与想象，除了人群内在的种种文化逻辑差异外，还有哪些现代因素影响了民族认同的产生。

当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今日人类文明主要的特色之一，即所有人类社会都被整合于特定的法律体系之内，没有任何社会与个人能脱离法律，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的约束而单独存在。就认同而言，影响群体认同的因素固然十分复杂，但笔者认为，法律对于塑造现代社会之人群认同，具有极为重要且特殊的影响力。英国法学家菲茨帕特里克曾以欧洲的例子指出，欧盟成立后，欧盟借由其法律创造出了“新欧洲”与“自由”欧洲人的认同。就我国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自1950年开始“民族识别”政策，通过民族调查与法律规范界定少数民族人群身份与族别，造成人群在民族认同上的整合与再整合。这说明了就认同而言，法律是社会建构物，是社会建构之客体，而一旦法律被制定，它也会影响制定法律的人类主体。人作为立法主体，其身份认同与所立的法律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辩证性。法律与血缘、文化等本质论因素，在构成民族认同的条件上，具有共构或是竞争关系。法律影响人们的群体认同，而持不同认同态度的人们往往也以对自身有利的观点来选择与解释法律。特别是某些曾历经国家体制或政权更替的地区，因应不同时期法律所创造出的法律身份，不同的身份认同可能在当代共存，进而产生复杂的竞争关系。法律与认同关系因而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成为人类学可以考察的对象。

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是民族主义的具体实现，它使得特定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可观察的社会行为与现象。本文即以当代夏威夷的众多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为例，分析夏威夷王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体系如何形塑不同的民族认同，而今日不同的民族主义运动又如何操弄法律，增加政治运动话语的合法性。本文的研究基础，是基于笔者在夏威夷群岛的田野调查及相关历史文献回顾，主要目的在于梳理当代夏威夷诸民族主义及其政治运动背后的历史与法律因素。

二、历史回顾：接触西方与夏威夷王国的建立

夏威夷群岛位于北太平洋，美、亚两大洲的中间海域，是美国的第五十州，共由8个主要岛屿组成，分别是夏威夷（Hawaii）、茂宜（Maui）、卡后欧拉维（Kaho’olawe）、拉奈（Lana’i）、摩洛卡夷（Moloka’i）、欧胡（O’ahu）、卡哇夷（Kaua’i）、尼夷好（Ni’ihau），面积16759平方公里。地理上夏威夷位于“波利尼西亚三角”的北端顶角，是波利尼西亚文化圈的北缘。早期夏威夷群岛居民约在公元500年由马奎撒斯群岛（Marquesas）迁徙至此，成为夏威夷群岛最早移民，也是今日的主体居民之一。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夏威夷一向被视为是北太平洋的航海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屏障美国西部的战略据点，同时也是美国势力指向东亚地区的桥头堡，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在本土之外最大的军事基地便设于夏威夷。另一方面，由于夏威夷地处热带，纬度适中，气候四季如春，早在19世纪便发展成为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是举世知名的海岛天堂。

作为一个人口不多、土地面积微小的热带群岛，夏威夷有着十分不平凡的近代历史。1778年1月18日，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在从南太平洋向北航行的途中，意外“发现”了夏威夷群岛。1779年2月14日，库克船长再次航经夏威夷群岛时，在夏威夷岛与土著发生冲突而被杀死。库克船长死后两年，他的航海探险日记出版，夏威夷群岛自此被纳入世界地图，并迅速地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被卷入世界体系。

1810年夏威夷王国建立。1843年夏威夷王国被西方民族国家承认，而成为民族国家的一分子，一个符合现代意义国际法下的国家，也是19世纪第一个非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1893年，在美国驻军的协助下，夏威夷境内的白人武力推翻了夏威夷王国，1898年被美国占领至今。这段国家从无到有，再从有到被占领的历史，影响持续至当代，让今日夏威夷成为一个民族主义高涨、政治运动频繁的区域。要理解夏威夷今日的政治运动与民族主义，必须首先从夏威夷成为国家的近代历史进行梳理。

（一）夏威夷王国的成立、禁忌废除与改宗基督教

著名的美国人类学者萨林斯曾以“酋长社会（chief society）”指称波利尼西亚地区权力高度集中、贵族世袭的政治形态。相对于美拉尼西亚地区权力较平均，可以依个人能力而取得的“大人物社会”，1778年库克船长来到夏威夷时，夏威夷还是一个封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传统的社会阶序森严，多个高阶酋长分别统治不同的岛屿和区域。高阶酋长间为了争夺土地的控制权，而长期争战。

1810年来自夏威夷岛的高阶酋长卡梅哈梅哈，通过其个人过人的英勇与欧洲人的新式武器协助，统一群岛，成立“夏威夷王国”，成为“卡梅哈梅哈一世国王”。1819年卡梅哈梅哈一世过世，他的儿子力厚力厚（1797—1824年）接任国王，即卡梅哈梅哈二世。1820年卡梅哈梅哈二世废除传统的男女共食禁忌，传统宗教终止。在此之前，由长老教派主导的美国海外宣教委员会决定前往夏威夷进行宣教。1819年10月23日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地区波士顿出发，1820年3月30日传教团到达夏威夷，就在夏威夷传统宗教呈现真空时，宣教会得到了卡梅哈梅哈二世国王的宣教许可。通过快速的传布，1840年夏威夷已经成为一个彻底的基督教国家。

（二）君主立宪与世俗国家的建立

传教士为夏威夷带来的不只是基督教，还包括现代教育、政治改革、现代宪法与国际政治的参与。

作为一个微小的岛屿国家，卡梅哈梅哈二世国王夫妇于1824年访问伦敦，试图得到英国的支持，保障夏威夷的安全，但却先后因传染病不幸于伦敦过世。卡梅哈梅哈二世的弟弟，11岁的卡乌夷卡阿欧乌力（1813—1854年）接任国王，成为卡梅哈梅哈三世。卡梅哈梅哈三世在位30年（1825—1854年），是夏威夷王国七位君主中在位时间最久的君主。

在传教士的协助下，1839年6月7日，卡梅哈梅哈三世宣布了充满基督教精神的《权利宣言》与一系列相关法律。《权利宣言》最重要的内容是宣告贵族与平民在生活、身体与自由等方面，享有平等的自然权利。《权利宣言》的公布，彻底废除了夏威夷传统波利尼西亚阶序文化，贵族不再有如神般的地位与特权，平民与贵族的权利得到同样的保障。1840年10月8日，卡梅哈梅哈三世进一步签署了宪法，并以《权利宣言》作为夏威夷宪法的前言，成为夏威夷王国的第一部宪法。1840年宪法在架构上已经有了行政、司法与立法三权分治的雏形，采用了英国式的上议院与下议院两院制。国王虽保有土地、司法与宣战等特权，但是权利宣言中规定所有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条文，以及宪法中国王与首相在职权上相互制衡的设计，具体地限制了夏威夷传统的绝对王权与贵族特权，传统的夏威夷阶序社会自此终止。

1840年宪法开启了夏威夷王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它宣示夏威夷王国已脱离传统的神权与绝对的王权时代，而正式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国家。

（三）成为民族国家与国际承认

受制于19世纪的航海技术，任何航行于北太平洋的船只，想要跨越大洋往返亚、美两洲，都需要在夏威夷进行补给。皮毛、捕鲸与檀香木三大产业，让日益增多的国际船队来到夏威夷进行食物、饮水的整补，夏威夷作为北太平洋上唯一的补给地，成为环球贸易航线的中继站与全球航运枢纽。

19世纪美洲大陆西北海岸盛产水狸等动物皮毛，库克船长在航海日记中记载此一发现，使西方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了环球性的皮草贸易风潮。商船从美国东部新英格兰区出发，绕过南美洲的合恩角，前往西北美洲大陆，取得皮毛后再前往中国的广东。1790年一件来自西北美洲的上等皮毛，在当时中国通商口岸广州的价钱可以达到80—120块美金。西方人把贩售皮毛的钱换成中国的茶、丝、瓷等产品，向西运回欧洲与美国贩售，一趟环球贸易需耗时3年，纯利可达投资金额的5倍。在19世纪50年代合成润滑油发明之前，鲸油是最重要的润滑油原料，北太平洋是最重要的捕鲸场，夏威夷是必要的补给地。美国贸易船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航行于美洲与中国。夏威夷盛产檀香木，1811年卡梅哈梅哈一世曾与美国商人签约，容许美国商人专卖夏威夷檀香木到中国，条件是纯利的25％归国王所有。东西方跨国商业活动都必须以夏威夷作为海运补给中继站，让夏威夷快速地被整合到西方的资本与政治体系中，而它孤悬于北太平洋中间的关键地理位置，无时不引起西方列强的觊觎。

1810年夏威夷王国成立。在成立之初，夏威夷王国并未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1816年俄国人来到夏威夷群岛北侧的卡哇夷岛，并成为该岛的实际统治者。1839年7月9日法国战舰阿特密斯号在船长拉普列斯的领导下来到檀香山，因不满卡梅哈梅哈三世限制天主教在夏威夷的宣教活动，拉普列斯船长占领檀香山，以发动战争为威胁，要求卡梅哈梅哈三世签下与法国之间的条约。法国同时要求夏威夷王国日后的行为能符合文明国家的惯例

面对列强种种侵占的野心，卡梅哈梅哈三世国王决定主动争取列强承认，让夏威夷王国成为符合于国际法的现代民族国家。1842年卡梅哈梅哈三世派遣三位全权特使出使英国、法国与美国，争取这三个国家的正式承认。利用列强彼此竞争与制衡的关系，这三位特使的外交努力很快获得成果。1843年11月28日，英国女王与法国国王在联合声明中承认夏威夷的主权地位，美国则在1844年7月6日，由国务卿卡宏具函给予夏威夷正式的外交承认。夏威夷成为19世纪第一个非西方世界被欧美国家承认，具有民族国家身份的现代国家。接下来夏威夷与西方多个国家逐步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且签订条约。

（四）经济、人口、移民与族群混血

经济与社会方面，从1846年开始，面对日益增多的外国移民，夏威夷王国通过法律，允许外国人申请归化为王国的臣民。1848年1月27日，夏威夷王国公布了法律《土地分配书》。依照这个法律，政府（国王）、贵族与臣民均有权利参与土地的分配。开放外国人归化与土地私有制度两项政策，对于夏威夷王国日后的生存与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48年，美洲西岸加利福尼亚地区发现金矿，爆发黄金潮，大量人口急速由美国东部进入加利福尼亚与俄勒岗区域，食物的需求骤然增长。1850年，随着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加利福尼亚粮食不敷自足，夏威夷王国成为美国农产品的重要供给地。美国的粮食需求，加上夏威夷王国土地私有化制度的施行，促使大型热带农场在夏威夷快速发展。发展大型农场需要大量的农工，在1778年库克船长初来夏威夷时，曾推估土著人口为24万至40万人。晚近则有历史学者，将西方人到达之前的夏威夷土著人口推估到80万至200万人。然而从18世纪末接触西方开始，由于传染病等因素，土著人口大量减少。到了19世纪中叶，夏威夷人口日益减少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政治问题。夏威夷王国外交部长威利指出，“除非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人口，否则我们的国家将会消失”。1872年夏威夷王国的人口普查显示仅剩下56897人，是夏威夷人口普查纪录的最低点。

为了解决人口快速减少的问题，19世纪中叶起，夏威夷王国大量从亚、欧等地招募农工，包括华人、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太平洋岛屿区居民、波多黎各人、葡萄牙人等，在十九世纪陆续移入夏威夷。世界各地移民人口的移入，解决了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也让夏威夷王国快速地发展成一个多族裔国家。夏威夷王国在1884年的人口统计中，总人口数为80578人，土著人口已少于二分之一。夏威夷王国成为一个没有主流族群（人口超过总人口数50％之单一族群）的多族裔的国家。跨族通婚、族裔混血的情况日益普遍。

（五）夏威夷王国政府的终止与美国的占领

1870年，夏威夷与美国签订了互惠条约，更加依赖美国作为其农产品市场。为了追求更大的商业利益，长久以来，要求美国兼并夏威夷王国的呼声便一直存在于美国本土与夏威夷王国内。1893年，主张兼并的檀香山白人秘密团体“兼并俱乐部”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在曾任王国内政大臣、主张与美国合并者杜斯顿的提议下，决定推翻第七任君主莉莉乌欧卡兰尼女王。1893年1月16日，“安全委员会”召集檀香山市的白人，正式宣布推翻王国，成立临时政府。美国战舰波斯顿号的副指挥官斯温波内指挥162名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员由檀香山港登陆，在皇宫旁待命。1月17日下午，美国公使史缔芬斯宣布：

临时政府已在莉莉乌欧卡兰尼女王政府处成立。此临时政府已占有政府大楼、国家档案馆、国库，同时控制夏威夷群岛之首都。我在此承认此临时政府为夏威夷群岛之事实政府。

几个小时之后，为了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莉莉乌欧卡兰尼女王发表公开信，正式公布将“权力让渡给美国政府”。公开信的内容为：

我，莉莉乌欧卡兰尼，在慈爱的上帝与王国宪法之下，以女王的身份，庄严地向反对我与夏威夷王国政府之特定人士提出抗议。抗议他们所采取之所有行动，及其宣称已成立取代本王国之临时政府。

我在此，屈服于美国之最高权力。其全权代表史缔芬斯阁下，促成美国军队在檀香山登陆，并且宣布支持所谓之临时政府。

现在，为避免军事行动带来之任何的毁坏，乃至人命的损失。我在此抗议，同时也受其力量所迫，将我的权力让渡给美国政府，直到它的代表所犯的错误能被更正，并且将此权力归还于我。我的权威，即夏威夷群岛的宪法君主。

二十多天后，1893年2月14日，共和党籍的美国总统哈里森（1833—1901年；任期1889—1893年）在他的任期仅剩下十多天的情况下，签署兼并夏威夷的条约草案，交由参议院进行讨论表决，但并未获得通过。1893年3月4日，在立场上同情女王的新任民主党总统克里夫兰（1837—1908年；任期1885—1889年；1893—1897年）就职。克里夫兰总统反对美国走扩张主义路线，以需要重新审视的名义，从参议院撤回了兼并夏威夷的条约。同时，克里夫兰总统派遣美国众议员布朗特为“全权特使”，前往夏威夷进行调查。1893年7月17日，布朗特向国务卿葛雷山呈递了总结报告。这份报告内容多达684页，包括了访谈、书信、官方文书等，于1893年12月18日被美国政府出版，成为克里夫兰总统对于美国国会的正式官方报告。报告正式的名称是《总统关于夏威夷群岛之国情咨文报告书》，又被称之为《布朗特报告》，代表克里夫兰总统时期美国政府对于夏威夷王国政变的官方立场。《布朗特报告》宣示克里夫兰总统的夏威夷政策，包括（1）承认美国非法使用武力，协助推翻夏威夷王国，（2）1893年革命为非法，（3）美国有责任协助夏威夷王国恢复其独立，协助莉莉乌欧卡兰尼女王恢复其政府与政权。1893年12月18日，莉莉乌欧卡兰尼与克里夫兰总统达成协议，称之为《复位协定》。依照这个协定，克里夫兰总统将协助恢复莉莉乌欧卡兰尼女王的执政权与夏威夷王国政府的主权。

《复位协定》最终并未被落实，1894年，由白人寡头统治的“夏威夷共和国”成立，取代了临时政府。美国参议院于1894年3月31日通过法案，“同意夏威夷人民有权利维护自己的政府与国内政策，美国不应介入，而任何对夏威夷群岛政治事务介入，会被视为是对美国的不友善行动。”这个法案的通过，限制了克里夫兰总统介入夏威夷内政，扼杀了其提供恢复莉莉乌欧卡兰尼女王政权协助的可能性。直到1897年克里夫兰总统任期结束之前，夏威夷王国政府都未能得以恢复。

为求合法兼并夏威夷，美国政府曾提出《兼并条约》，但由于国会议员反对美国走向帝国主义的扩张道路，在1898年2月27日美国参议院的投票中，兼并条约未能通过条约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议员支持。1898年，美国政府借口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派兵攻打西班牙殖民地关岛与菲律宾等地。1898年5月，美军前往关岛与菲律宾增援，利用夏威夷进行燃料煤的补给。美国与西班牙战争让美国国内支持兼并的势力得到了口实，即兼并夏威夷对于美国是必要的。7月6日，联邦的参众两院共同决议案《新地法案》在参议院完成了听证、辩论的过程，经多数投票通过。接替克里夫兰总统的新任美国总统麦肯尼于隔天7月7日将其签署为法律，美国以国内法对夏威夷进行了兼并。1898年8月12日，美国兼并夏威夷的仪式在檀香山的伊欧兰尼皇宫前举行，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的领地。

1941年日本偷袭夏威夷欧胡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后1945年联合国成立，在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关于非自治领土宣言》的架构下，1946年联合国提出《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去殖民运动在全世界展开。在全球的去殖民风潮中，美国也于1946年2月9日提报夏威夷进入《联合国非自治领土名单》内。依照联合国的去殖民规范，1959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夏威夷许可法》，经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从法律上认可了夏威夷是美国的一个州的地位。同年6月27日夏威夷举行公民投票，同意加入美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959年8月21日，夏威夷正式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

三、当代夏威夷诸民族主义及其政治运动

美国正式占领夏威夷已经一百多年，虽然许多夏威夷居民认同自己是美国人，但同时拒绝被美国同化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在今日夏威夷蓬勃发展。受传统“aloha”文化的影响，各种目的之政治运动以爱、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持续进行，并以“主权运动”作为最高诉求。肯特指出主权运动原本并不受到夏威夷土著的重视，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得到多数夏威夷土著的支持，用以将自身的政治地位合法化。笔者认为受自夏威夷王国建立以来不同政权时期法律与政治体制的影响，目前夏威夷存在着五种不同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包括：1、追求以“原住民族”身份进行自治之土著族裔民族主义；2、追求恢复夏威夷王国之土著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运动；3、追求依联合国去殖民宪章，以土著原住民为主体建立新兴民主国家为目的之土著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运动；4、要求恢复19世纪多民族夏威夷王国为目的之公民民族主义政治运动；5、反对以上各点，支持美国拥有夏威夷之美国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一）追求以原住民身份进行自治的土著族裔民族主义

一方面，政治条件的改变提供给夏威夷战后稳定的发展环境，夏威夷的旅游业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知名的观光热点。但另一方面，《土地分配书》后的土地私有化制度，历经一百多年的市场经济洗礼，夏威夷贫富阶层分化日渐严重。夏威夷群岛的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经过19世纪热带农场的发展，到20世纪前期美国兼并夏威夷后，白人资本家对土地的兼并严重，是美国境内土地被少数资本家家族垄断最严重的地区。1959年的调查显示，11个家族掌握了夏威夷一半以上的私有土地，或是30％以上的可用土地。另一项统计则更为让人震惊，不到100个富有家庭拥有了90％的夏威夷私有土地。土地的兼并，让许多贫穷的夏威夷土著流离失所。

库西欧王子（1871—1922年）是夏威夷末代皇室成员。1902年库西欧王子接受美国共和党征召，成为美国共和党党员，1903年获选成为夏威夷领地的国会代表，一直服务到1921年。在担任夏威夷领地的国会代表期间，虽然当时夏威夷尚未取得州权，仅是美国的领地，在联邦国会中没有投票权，但是库西欧王子仍推动了许多对夏威夷与夏威夷土著有利的法案与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推动通过《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该法案对夏威夷今日的族群关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的主要精神，是政府以极低的租金（每年一美元），将土地长期租给具有夏威夷土著身份的居民。其立法目的条文为“美国与夏威夷议会宣布本法案之目的是为了使夏威夷土著得以返回所居住之地，并能依其土地而自足，依本法律之监督而自决从而保存夏威夷土著之价值、传统与文化。”而在对“夏威夷土著”的定义上，也有着十分清楚的法律规定：“夏威夷土著一词，指任何在1778年之前居住于夏威夷岛屿之种族（races）之后代，其血统不得低于50％”。

《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的立意在于照顾贫困的夏威夷土著的生活，但是这项法案在之后引发了一些重要的争论，诸如，谁有权利成为夏威夷土著？50％血缘的法律定义基础是否具有合理性？联邦政府是否有权力立法决定谁是夏威夷土著？

1920年的人口统计，夏威夷的总人口是255912人，其中“纯”夏威夷人为23723人，而混血夏威夷人为18027人。换言之，夏威夷土著人口在此时仅占总人口16．3％，已经成为夏威夷的少数族裔。2010年的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夏威夷州总人口数1360301人。宣称自己是夏威夷土著的人口仅剩下80337人，占总人口数5．9％。但是宣称自己拥有两种以上不同种族血缘的夏威夷土著与太平洋岛屿居民，人口数为355816人，占总人口数26．2％。这说明了跨族裔通婚的普遍性，越来越多的夏威夷土著具有多种不同族裔血缘，能维持50％血缘法律定义的夏威夷土著人口则越来越少。易言之，能受益于《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取得土地的土著人口也将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对夏威夷土著所造成的第一个影响是，区分“合法”的夏威夷土著与“不合法”的夏威夷土著两种身份群体，造成了夏威夷土著群体内的关系紧张，甚至在许多家庭内，部分成员具有50％血缘而成为“合法”的夏威夷土著，而其他成员则成为“不合法”的夏威夷土著。具有合法身份的夏威夷土著，常会对没有合法身份的土著产生歧视，特别是在通婚上的限制。

具有夏威夷土著身份的人类学者卡乌阿努依在所著的《夏威夷之血》一书中，批判《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依50％血缘比例承认夏威夷土著身份的做法，是移民者殖民主义灭绝与离散原住民的明证。卡乌阿努依指出，按照夏威夷的文化，人的身份是依照亲属与系谱而决定，反对美国政府规定以血缘比例来决定夏威夷土著身份的做法，主张美国政府应尊重夏威夷土著传统文化，依照系谱原则，只要能联结到夏威夷土著祖先，不论血缘比例，都应取得夏威夷土著的法律身份。

《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的立法用意虽是照顾夏威夷土著的生活，但它巧妙而长期地将发生于19世纪后期夏威夷王国被推翻占领的“国家恢复”议题，转换为“夏威夷土著族裔身份与法律受益”议题。把国家占领的国际政治与国际法议题，转换为国内的原住民自治议题，把原本是夏威夷王国臣民的土著人群“原住民化”，相信自己是美国境内的原住民，并以原住民自治作为政治运动的诉求。最终形成20世纪下半期以夏威夷土著为主体的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潮流，即土著自治与主权运动。这个运动的主要诉求是去殖民化，把《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关于夏威夷土著50％血缘的定义视为是殖民主义的压迫，要求美国联邦政府给予夏威夷土著自治权。对于追求联邦承认原住民身份与原住民自治的夏威夷土著而言，他们的政治身份认同，除了认同自己是夏威夷土著、是原住民，同时也认同自己是美国公民，他们承认美国统治夏威夷的合法性与必要性。而接受美国统治，是夏威夷土著最好的政治选择。

《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创造出一个新的、特殊的人群分类“夏威夷土著”（nativeHawaiian，小写的“n”）认同，指拥有50％以上血缘之土著，将不符合这个规定的人群排除出去。这种排除引起了血缘比例不足50％夏威夷土著的不满。为此，一个更大范畴，包括具有任何夏威夷土著血统比例的“夏威夷土著”（NativeHawaiian，大写的“N”）的认同与“夏威夷土著民族主义”被创造出来，他们反对《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对夏威夷土著的50％血缘定义，要求承认具有任何比例血缘的夏威夷土著皆为美国境内的“原住民族”，并要求夏威夷原住民族应享有与美国印第安民族一样的自治权利。他们主张，只有如此才能在当代的政治环境下让夏威夷土著完成“去殖民化”。在这个运动脉络之下，夏威夷土著发展出以“卡纳卡·马欧利”作为自称的族名，作为所有的夏威夷土著的族群认同符号。

夏威夷土著“去殖民化”运动最醒目的亮点是夏威夷州的联邦参议员阿卡卡从2000年起在美国国会提出的《夏威夷土著政府重组法案》（简称“Akaka Bill”，“阿卡卡法案”），这个法案试图打破美国自1871年修订《印第安拨付法案》（后，规定美国联邦政府自此不再承认任何的印第安组织为独立民族的法律规定，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承认夏威夷土著的原住民身份，同意夏威夷土著建立自己的自治政府。然而由于争议过大，阿卡卡法案自2000年提出，历经了多届国会的表决，迄今未能通过。

（二）追求恢复夏威夷王国的土著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晚近不同的夏威夷土著群体提出新的政治主张，他们认为美国占领夏威夷不符合国际法，拒绝承认美国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从而组织自己的政府，主张自己合法继承夏威夷王国的正统地位，是“合法政府”。目前在夏威夷有多个类似的组织，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有两个政府组织最具代表性，运动力量也最强，分别是“夏威夷合法政府”，与以玛黑阿兰尼·卡豪女王为君主的“夏威夷王国政府”。

“夏威夷合法政府”成立于1999年3月13日，主要的运动策略与目的是借由举行以夏威夷土著为选举人的国会大选，成立合法政府，最终“恢复合法之夏威夷王国”。夏威夷合法政府的创办人是目前的“首相”亨利·诺阿，1999年11月6日他以“临时政府”的名义举办第一次大选，依照1864年夏威夷王国宪法，选举出具有土著身份的24名贵族院议员与24名众议员，建立了“夏威夷合法政府”。诺阿“首相”曾在访谈中告诉笔者，“夏威夷合法政府的目的是恢复夏威夷王国，但是由于时机尚不成熟，所以目前尚且不设君主，而由“首相”领导政府”。诺阿“首相”宣称他的政府合法性“是建立在1864年夏威夷王国宪法的基础之上，通过民选议员与内阁来维持政府的运作，所以是一个完全合法的政府。”而至于美国政府的反应，他则说：“我们不在乎他们的反应，他们只是赖在我们国家领土上的不走的强权，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司法权。”

以玛黑阿兰尼·卡豪女王作为君主的“夏威夷王国政府”成立于2008年，相较于“夏威夷合法政府”，他们的做法更为激进。2008年4月30日，“夏威夷王国政府”毫无征兆地占领了位于檀香市中心的伊欧兰尼皇宫。“夏威夷合法政府”与“夏威夷王国政府”都宣称自己是代表夏威夷王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他们发行自己的身份证与驾驶证等证件给自己的臣民。同时这两个政府也都深具族裔民族主义色彩，要成为他们政府的臣民的必要条件是要有koko（血）的共祖联结，无论祖源成分多复杂，有多少混血成分，都必须有夏威夷土著血缘，而将没有土著血缘的非土著排除在相关的政治运动之外。

（三）追求依联合国去殖民宪章，以土著原住民为主体建立新兴民主国家为目的的土著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相对于上述（一）、（二）两种政治运动，以建立新兴民主国家为目的的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主张美国对夏威夷的关系为殖民关系，因而应依联合国去殖民宪章等国际法的规范进行去殖民，由夏威夷土著组成新国家并成为国家统治者。此一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者反对延续19世纪夏威夷王国形式的政治体制，倾向于赞同民主共和政体。

1993年持此一运动立场的夏威夷土著在夏威夷岛召开“人民国际法庭”，要求美国遵守联合国去殖民宪章，协助夏威夷完成去殖民并成为独立国家。人民国际法庭组成的法官与检察官大都是世界各国的法律学者，1993年人民国际法庭的举行是此类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主要成就。

（四）要求恢复19世纪多民族夏威夷王国为目的的公民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要求恢复19世纪夏威夷王国的公民民族主义在夏威夷发展最晚，但是它的发展迅速，且具有法律基础。对于美国统治夏威夷，无论就合法性还是合法律性而言，都带来极大的冲击。

2008年初，笔者初到夏威夷进行政治运动与国族主义田野调查，发现主要的政治运动，都是以“夏威夷土著”为主体的运动，包括建立自治区，或是恢复以土著为主体的夏威夷王国为主要诉求。前者承认美国的统治，要求以比照美国印第安人的原住民身份，争取政治自治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在行政与经济的支持；后者则主张完全脱离美国，恢复夏威夷王国的政府与主权。尽管这两种政治运动的诉求不同，但都是以土著为运动主体，主要的政治话语，都是族裔民族主义，要求组织成员间必须要有血缘与共祖的联结，相信与生俱来的族裔情感。在这种条件下，夏威夷土著的族裔民族主义政治诉求，始终限定在土著群体内，而无法得到非土著群体的支持。

2008年年底夏威夷的政治运动发生了重大转向。曾在1999年海牙永久仲裁法庭代表夏威夷王国出庭，取得夏威夷王国仍存在的有利仲裁，具有夏威夷土著身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可阿努·赛（Keanu Sai）在2008年11月取得了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他的论文“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The Hawaiian Kingdom：Beginning The Transition from Occupied toＲestored State”（《美国对夏威夷王国之占领：从被占领到国家恢复过程之开始》）掀起重新认识美国与夏威夷王国关系的热潮。

可阿努·赛的观点在于，虽然目前夏威夷是美国的一州，但从历史看，莉莉乌欧卡兰尼女王与美国克里夫兰总统之间的《复位协定》是一份法律文件，它约束美国政府必须要依此协定重建夏威夷王国政府。其次，兼并是发生于不同国家间的领土合并或是国家间的合并，须要经双方国家的国会同意，并以条约达成。美国兼并夏威夷时夏威夷王国政府已被推翻，而美国国会也不同意这种帝国主义式的扩张，而否决了兼并条约。美国政府因而改以门槛较低的国内法来兼并夏威夷，《新地法案》在此背景下产生。但是这种以美国国内法兼并外国领土的做法，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自身的法律，在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

据此，可阿努·赛主张，美国政府与夏威夷之间的关系，是非法的军事占领。美国有责任依国际法协助被占领国家政府恢复运作，并最终撤离。夏威夷的兼并从来都是非法的，未完成法律所需的要件与程序。因此恢复夏威夷政府与主权所应追求的不是“去殖民”，而是“去占领”。夏威夷主权运动，所应追寻的不是在美国国内法架构下，追求美国承认夏威夷土著为美国的原住民，给予夏威夷土著某种程度的自治与自主；而是应以国际法为诉求，以夏威夷国家之国民为主体，恢复王国既有之主权。

就民族主义而言，可阿努·赛的理论无疑是一种公民民族主义。他主张在去占领恢复夏威夷王国的目标下，所有夏威夷臣民的后代，都自然地继承了夏威夷臣民的身份权。他主张，依“国籍属人主义，今日具有夏威夷臣民身份的人，按法律而言，是指在1898年8月12日中午前（美国举办兼并夏威夷仪式为该日中午），合法具有夏威夷公民身份者之子嗣。”易言之，依夏威夷王国的法律，今日所谓夏威夷人，不必是夏威夷土著，所谓夏威夷人是指一种公民身份，而与血缘无关。

可阿努·赛的理论提出后，引起夏威夷政治运动者间广泛的争议。某些具有土著身份的精英，完全无法接受他的理论与看法，认为这是对夏威夷土著自治运动的背叛。但是也有许多土著及非土著，肯定他依法论事的主张。特别是基于历史事实与法律文本的主张，让反对者难以辩驳。在接下来几年的政治抗争活动中，笔者发现越来越多的非土著者愿意参与主权运动，他们同意可阿努·赛的观点，主张自己的祖先是夏威夷王国的臣民，即便不具有土著的血缘与身份，不是血缘意义下的夏威夷土著，但也是法律意义下的夏威夷人。

（五）支持美国拥有夏威夷的美国民族主义政治运动

历经一百多年来的美国化以及自1959年取得美国联邦政府下“州”的地位，在美国联邦宪法下，今日的夏威夷居民不论族裔背景，都与其他州的公民一样拥有完整的公民权，多数夏威夷居民认同自己是美国人，美国民族主义成为夏威夷的主流民意形态。面对晚近各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尽管夏威夷居民逐渐理解美国对于夏威夷的统治存在法律争议，也有许多认同自己是美国人的夏威夷居民同情相关的政治运动，但是在政治现实与美国民族主义的认同下，主流社会对于各种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回应大都相当缄默，避免引起对立冲宊。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面对来自土著自治呼声与恢复夏威夷王国的种种政治运动要求，唯一出声反对的仅有以白人为主要成员的“夏威夷草根组织”（Grassroot Institute of Hawaii）。该组织认为土著所主张的自治运动乃是基于种族主义，破坏美国宪法主张公民权利平等的精神。该组织宣称夏威夷加入美国联邦具有合法性，反对土著自治或是其它任何形式“主权运动”。

四、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

德雷福斯事件突显了19世纪后期法国对民族与民族成员的两种不同思维，如果我们用今日的学术术语来看，它们反映了两种不同形态的民族主义，分别是基于共同血缘与文化的族裔民族主义。与基于法律身份的公民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与其相关的政治运动贯穿整个20世纪，成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

笔者则认为，就法律与民族主义认同而言，夏威夷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例证。就夏威夷而言，法律对于民族认同的影响，不仅包括公民民族主义，也包括注重本质论的族裔民族主义，成为双方用以进行政治动员与形成民族主义话语的主要依据。不同的法律体系——夏威夷王国法律、美国法律与国际法被不同的民族主义政治运动者所诠释与利用，同时也形塑出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两大范畴下不同的族裔（民族）认同与政治诉求。

（一）族裔民族主义

族裔民族主义常被形容为是一种本质论的民族主义。如布朗认为近代民族主义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取径，分别是重视意识形态的建构论者取径，重视情感忠诚的原生论者取径与重视利益的情境论者取径。而对于族属与民族主义间的关系而言，布朗认为从原生论者取径的观点来看，唯一“正确的民族主义就是族裔民族主义”。族属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当族群成员积极地具有自我意识并开始进行动员，合法性地宣称族群具有某些自决权利时，族属就转换成为民族主义”。易言之，族属与民族主义都重视族裔情感上的联结，它们的差别在于政治上的自主或是独立意图。对于族裔民族主义者而言，民族是族群在特定政治目的追求下的延伸。

对于原生论者而言，不论是族群还是民族，共祖联结都是重要的。著名的政治学者康纳便认为，民族成员彼此间感受到彼此的祖源关联，在亲属联结的感受下，民族才成为能聚集个人忠诚的最大群体，他因而定义，“民族是自我差异化的族群”。依据这个看法，康佛斯认为族群与民族两者之间具有连续性，而强调自我醒觉暗含民族研究的心理学的范畴。族属与民族主义同样是现代主义的建构对象，所以“真实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是族裔国家”。

族裔民族主义强调本质性与原生性，但是在夏威夷的例子中，笔者认为法律对“土著族裔民族主义”的形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历经19世纪以来的族裔大混血，今日的夏威夷作为多族裔移民形成的社会，许多居民都拥有多种不同的血缘祖源，但造成选择夏威夷土著身份作为族群认同，而非其他族裔身份的原因，《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具有关键性的影响。《1920年夏威夷人家园法案》为血缘比例过50％的土著创造了一个合法的法律身份范畴“夏威夷土著”，同时又排除土著血缘比例不足的其他土著，直接促成更大范围的土著族裔民族主义认同运动。

（二）公民民族主义

公民民族主义常被称为自由民族主义，它的核心价值在于相信民族主义应包括自由、包容、平等与个人权利等价值。相对于原生论者把族裔民族主义视为是唯一真正的民族主义，建构论者认为民族不是真实的实在群体，民族认同是建立于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架构上。在公民民族主义下，民族被定义为在特定领域中的人群，彼此共同对于国家与公民社会中的公共制度付出忠诚与承诺，并引以为荣。民族被视为是团结于共同的公共文化、生活方式与民族特质等条件下的所有公民，而无关其个别成员的族裔来源。也因此，对于公民民族主义而言，民族成员不需要血缘的联结，最重要的是对于国家等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公民身份被视为是决定是否具有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重要依据。

在夏威夷的例子中，目前存在着美国公民民族主义与夏威夷公民民族主义并存竞争的态势。夏威夷公民民族主义发展的较晚，它的发展肇因于学者对于历史资料的重新发掘与诠释。然而，由于真实的历史文献陆续被发现，并且这些文献具有难以质疑的合法性与合法律性，这使得美国与夏威夷之间的占领关系越发明确。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夏威夷王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其主权并未因美国的占领而消失，只是政府职能被美国所取代。在国际法、美国法律与夏威夷王国法律的托衬下，夏威夷公民民族主义逐渐得到其他政治运动阵营成员的认同。而以法律话语与法律作为模式的夏威夷公民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成为新的政治运动模式。

五、结论

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常被视为是两种相对形态的民族主义。对比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的差别，前者主张民族成员必须有共祖的联系，成员身份的取得是建立在真实或是想象的血缘基础之上，不具备必要条件者无法成为民族共同体成员。而公民民族主义则是建立在对于国家的认同与公民身份的基础上，对于共同体成员的条件相对开放。也因此，有学者指出，族裔民族主义具有排他的性质，而公民民族主义则具有包容的性质。但是即使在如此二元对立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看到了法律对这二者的影响，以及法律穿透二者，形塑认同的可能性。诚如安德森所言“民族是想象的”。在此基础上，笔者主张人类学应关注不同社会文化人群对于民族想象的差异，以及同一社会文化人群间为何与如何进行人群的吸纳与排斥，形塑民族认同与竞争，发展出不同的民族认同。鉴于现代性下的民族生成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笔者认为除了血缘、文化这些被视为原生本质性的因素外，法律与民族认同间的辩证关系与相互影响尤其重要。本文以当代夏威夷为例，以传统波利尼西亚文化系谱概念作为界定人群范畴的土著族裔民族想象，以夏威夷王国臣民身份为想象的公民民族想象，与作为美国公民的美国民族想象，并存在今日的夏威夷社会。这三种民族主义运动分别以夏威夷王国法律、美国国内法与国际法的不同诠释为基础，进行以法律为中介的竞争、流动与博弈，使得夏威夷成为当代民族理论与法律人类学考察研究的重要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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